本文刊載於2015.6.28.天下雜誌獨立評論網【讀者投書】
醫糾法沸沸揚揚，法界與醫界內也彷彿被摩西之杖所劈開的紅海，各自有派系意見的擁護者分執兩端。論述紛雜，但細讀法條草案，至今備受爭議之處，無非第三十二條規定醫療事故補償基金來源其一為醫療機構與醫事人員需繳納醫療風險分擔金，以及第三十九條：同一醫療事故於補償後，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案件之自訴或告訴，也就是流傳的言論中「如果拿完賠償金覺得不滿意，就可以還錢再告，醫事人員依舊沒有免於被告的風險與擔憂」。
我想起從事安寧緩和照護這段日子以來的一個案家。一位六十餘歲伯伯，因中風住院，原意識情況及肢體活動度尚可，某日下午兒子來院，發現伯伯喚不醒、且肢體已完全無法活動，告知醫護人員後，檢查發現是梗塞性中風病人中最為令人害怕且無法避免的出血性轉化。兒子震驚之餘，被多種情緒包夾：自責、憤怒、哀傷、恐懼，煎熬之下，他唯一的反應是告訴神經內科的醫師：「我希望你讓我爸爸安樂死、如果安樂死不合法那就是一直打嗎啡和鎮定劑讓他盡快安然過世，如果不答應，我會馬上對你、對醫院提告，因為你們根本沒發現我爸爸病情變化，是我發現的。」
若是一般冷硬的場景，便會在院內觸動可能有醫療糾紛的備戰狀態，醫療照護提供者勢必趕緊回溯病程是否有過失之處？或有可容許的風險存在？這位要提告的兒子也會讓醫療人員百般戒備，深怕多說一句話、多解釋一部分病情就會變為呈堂供證。
然而這是一個很典型無法善終善生的病家。神經內科照護團隊在這樣的壓力下勢必轉為防衛性醫療，疏遠而戒備的態度將更惹惱傷心的兒子，且兒子未求「極力救治」而是直接要求「安樂死」的想法也讓人倍感不安，直覺有故事在裡頭。經過安寧照護團隊兩位醫師、兩位護理師的日復一日陪伴之下，才曉得兒子深層的心理靈性需求。伯伯倒了之後，整個家只剩這個兒子支撐，伯伯的長期照護經費與人力，是這個當口兒子絕計無法負荷的重擔，而再也無法與父親對上一句話的孩子，腦海裡苦苦思索好幾年來與父親僅有一次對於身體健康問題的對談，父親曾明白表示：「若我生了嚴重的病，拜託你一天都不要讓我受苦。」在事發之後對兒子彷如遍地寒霜的日子裡，兒子認為，自己還能為父親圓一心願的、還能盡所謂最卑微孝道的方式，就是讓父親儘快地脫離腐敗的肉身。
態度強硬的兒子，在這長達數週的陪伴裡，好幾次在對話中紅了眼眶，但他還是秉持著一定要讓父親儘快在無苦無痛的睡眠中離世的念頭。但每一天，我們都感受得到他的態度軟化，當我們帶著他觀察父親在症狀控制的藥物下如沈睡般舒適的顏容，對父親說出內心話，而安寧照護團隊也告訴他，即便進住安寧病房之後成為長期照護的患者，我們還是能協助長期照護資源的尋求與安排、更提供每週安寧居家訪視的服務訊息。那是第一次，看見他老是聳高的肩垂下，主動說他要離開休息一下不再如獵犬般守在床邊想抓住醫護人員的任何一個疏失、以及第一句「謝謝」。
伯伯似乎看到了兒子的心痛與為難，幾週之後，併發了臥床病人常見的感染症：肺炎，數日內安詳離世。
疾病在人體上表現，承載著基因體質、藥物在個體內的利用性與副作用嚴重度、照護品質的優劣等諸多影響因子，就如同砝碼在天平兩端堆疊，同一個病的同一個階段，在不同人身上的病程表現可差之千里。但我們也清楚，醫學證據上的幾分成幾分敗解釋起來容易，在這單一的病人身上，所有的成敗對於病人與家屬都是百分之百、是場驚心動魄的賭盤，換作是自己，何嘗不煎熬、猶豫。而醫療糾紛想來總是劍拔弩張，但人在極度的悲痛下又能有多少理性的反應？
我相信，大多數的醫者其實從來沒有褪去「懸壺濟世」這種流淌的熱血，當醫療挫敗時心已沈痛，又要面對病人與家屬的質疑、責罵以及控訴，自然難以再將「關懷」之心流露。安寧照護提倡的是末期患者的身心靈照護，殊不知，任何困難的醫療場域（包含絕大多數的醫療糾紛事件），都一樣亟需全家、全程的身心靈照護，這也是上述個案安寧照護團隊可以讓事件轉危為安的金鎖。
日前，有幸聆聽身為醫策會專家顧問、衛福部專家顧問、醫勞盟常務理事暨法律顧問以及醫師公會全聯會法律智庫委員的蔡秀男醫師一席溫暖的演講：「臺灣關懷溝通調解學」，暢談醫療糾紛危機管理與關懷調解員的制度建立，處處直搗人性的核心，一門與醫糾密不可分的學問，卻在整個調解過程中，用極高階的同理關懷、涵納談判學與心理學的技巧，面面俱到地關懷了所有的當事者，這樣的精神，豈非與安寧療護的初衷，並無二致？
任何改革，自有一番硬碰硬的衝撞與血淚，但蔡醫師的「臺灣關懷溝通調解學」，讓身處醫糾的病家與醫事人員感受到豐沛的善意與觸動的同理，過程中更針對台灣醫療制度提供病安品質控管的指南與建議，確開潮流之先、且避免了淮橘為枳的水土不服疑慮，值得細究發揚，而此風氣，也從從蔡醫師推廣輔導成立「醫療糾紛關懷小組」，落實醫院評鑑條文關懷員工機制，以及課程培訓的密集邀約可略窺端倪，臺灣的醫療糾紛議題，未來當有另一番視野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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